2014年11月19日 星期三

[外電翻譯] 我們可以從拯救古南美洲語言中學會什麼?(What can we learn from efforts to save an ancient South American language?)

原文來自於《The Guardian



若將這個世界的語言繪製成地圖,會是幅七彩的畫作。從北極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全球約共有6000種語言。但是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出,如果我們不去保護這些語言,在21世紀結束前就會有一半的語言消失。

在南美的安地斯山脈,有一種語言的奮鬥也許可作為其他瀕危語言的寶貴借鑑。美洲印第安語言蓋丘亞語(Quechua)橫跨過哥倫比亞、厄瓜多、秘魯、玻利維亞、智利以及阿根廷。英國紐卡斯爾大學的教授羅薩琳霍華德(Rosaleen Howard)指出,兩千年前蓋丘亞語主導了印加帝國的人類溝通,如今也擁有比其他美洲的瀕危語言更多使用者──大約八百萬人。霍華德同時也是該校現代語言學院西班牙研究(Hispanic Studies)的主任。

但就如同許多其他語言,蓋丘亞語也面臨著威脅。霍華德精通蓋丘亞語,他表示在某些區域這個語言已完全消失。譬如秘魯多山的瓦羅奇里省就是一個例子。回到殖民時期,曾有一位牧師紀錄所有不同的神話和口述傳統……但今天如果你到那個區域,他們已不再說這個語言霍華德補充,他們現在說西班牙語。

蓋丘亞語有段相當長且多元的歷史。根據歷史語言學家的估計,最早可追溯至安地斯山脈中部,野就是現在的秘魯。在一千多年的進程中,說蓋丘亞語的人曾普遍與當地另外一個原生語言──艾馬拉語(Aymara)──的使用者緊密接觸,這影響了蓋丘亞語的演進。霍華德解釋,「蓋丘亞語中有一種分支,我們也許可以說蓋丘亞語的多樣性某種程度上弱化了它生存的機會。」秘魯政府因而將保存的力量集中於蓋丘亞語的南部方言,而較不聚焦於中部秘魯。

生存的機會


蓋丘亞語的衰敗正陷入惡性循環。霍華德指出很多鄉村的印地安人將會面臨到教育機會和就業中的嚴重歧視,只因為他們說的是蓋丘亞語而非西班牙語。當人們從鄉村移動到城市時,他們須要使用西班牙語以獲得工作和教育;並沒有其它可能。

這個現實已經傳遞到下個世代。很多鄉下的印第安人覺得西班牙語對孩子是好的,告訴孩子若他們不說西班牙語將沒有生存機會,並且愈來愈不願意與孩子說蓋丘亞語。矛盾的是,在教育程度較高的群體中,現在卻出現一股復甦語言的推力。霍華德表示,在鄉下地方一般人則沒有這樣的警覺。

「推動語言復甦的人們傾向是那些有雙語能力、教育程度較高者。他們在遷徙到城市的過程中學會西班牙語,並進入較高的教育系統。」霍華德補充,鄉下人往往沒有發現到他們的語言正遭受威脅,因為他們仍然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蓋丘亞語。「只有當殖民者入侵土地時,或他們與他們的孩子想移動至城市時,西班亞語的需求才會到來。」

玻利維亞的啟示


目前已有相當多人努力保存蓋丘亞語。多語教育能夠讓孩子在早期以母語學習,同時逐漸引入官方語言作為第二語言。這個做法在1994年玻利維亞的教育改革後對所有的原住民實施。

但是雖然多語教育的目標是鼓勵他們對自身文化有更多瞭解,並促進一個更相互尊重的社會,霍華德對玻利維亞如何推動多語教育仍有所批評。那些方案無法完全運作的原因之一就是原住民覺得這再次將他們隔離於社會。

霍華德特別點出一項她認為有作用的玻利維亞政府措施。2009年玻國憲法修正後,有三十七個語言成為官方語言。所有國家的雇員必須會至少一種原住民語。對於就業機會來說是走在正確的方向上。「現在,真的有很多道窗開給那些不只說西班牙語、也說原住民語的人們」。

玻利維亞最近也制定法律規範如果公務人員還想保住飯碗,除了西班牙語外尚須學會一種原住民語:「政府補助了訓練課程且無疑地造成影響。高等教育系統中教導這些語言的趨勢逐漸攀升,電視與媒體也增加使用量。」

所以到底為何保護且保存像蓋丘亞語這樣的語言如此重要?對於霍華德來說,保護原住民語言是關乎人權的事:「我們都能想像,要一群人們在一個強迫他們放棄自身語言的社會中生存,或者透過支持使用強勢語言來壓迫他們,是有多麼的不公。」

2014年8月27日 星期三

[外電翻譯] 對蘇格蘭而言,獨立跟語言(還)沒有什麼關係(For Scotland, independence is not (yet) about language)

原文來自於《OttawaCitizen



918日的蘇格蘭獨立公投可能會改變大英王國的政治版圖。也可能迎來蘇格蘭蓋爾語(Gaelic)的復甦。但不像魁北克,語言權利並沒有成為蘇格蘭獨立運動的核心。
蓋爾語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已經喪失了大量的使用者。而逆轉的時刻可能就快到了,儘管大數的蘇格蘭人不將任何一種語言的口說能力視為國族身份的一部分。
蘇格蘭的530萬人還不到聯合王國5300萬人的十分之一,根據2011人口調查。差不多有150萬的蘇格蘭人聲稱他們說蘇格蘭語──蘇格蘭最有名的吟唱詩人Robert Burns的語言。但是只有大概58千人說他們講蓋爾語。

幸虧蘇格蘭議會的「2005年蓋爾語法案」,蓋爾語才有「官方認可」的地位。這項法案分派給Bòrd na Gàidhlig──蓋爾語委員會(Gaelic Language Board──予安定蓋爾語官方語言地位的任務,要求與英語有相等地位。

然而,那並沒有達到像加拿大那樣的雙語制度。政府機關並沒有被法律規定要用蓋爾語或蘇格蘭語提供服務。
「在蘇格蘭,並沒有像魁北克『我還記著』(法文:Je me souviens[1]的狀況」,愛丁堡大學社會與政治科學系的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Annis May Timpson說。
「我們在蘇格蘭公投中有的,是要政治聯合體的動態,或是魁北克的那種征服企圖,」在加拿大做學術時,觀察19801995年兩次魁北克公投的Timpson這樣說。她目前的研究是關於努納武特(Nunavut[2]的因紐特(Inuit)語言和文化。
過去英國人口統計表已顯示出蓋爾語使用者快速地消逝。在19912001年間,下滑11%59千人。然而,2011人口統計中,下跌變得較為和緩的1.2%,來到大約58千人。
2011年最後一份人口資料可說是「保守樂觀」(guarded optimism),塞爾特語文、歷史與古物系的主任Toronto-born Robert Dunbar說。
「下跌達到了停止,」Dunbar說。「並且,年輕的20歲以下的蓋爾語使用者數緩緩上升了0.1個百分點。」
蘇格蘭高地可能不會像過去有蓋爾語聲音時那麼有生氣,但蓋爾語已經比過去都還常在格拉斯哥(Glasgow[3]和愛丁堡的低地市中心周圍聽見,尤其是512歲的孩子。
雙語的蓋爾語、英語簽名變得更普遍。然而,蓋爾語言委員會並沒有權力去懲罰任何當地機構,因而無法建立策略以推動蓋爾語;也就喪失了它的目標。
「蘇格蘭沒有像魁北克101號法案[4]那樣的東西,」他說。「蓋爾語使用者沒有任何我們知道的,像加拿大那樣正式的語言權利。」
蓋爾語使用者的衰退大部分發生在蓋爾語使用最多的區域──遙遠的內、外赫布里底群島(Hebridean islands);奧克尼群島(Orkney Islands)北部,以及,更北邊的,昔德蘭群島(Shetland Isles)。
在那些傳統上說蓋爾語的地區,語言在「政治上是詭譎的議題,」他解釋著。家長希望他們的孩子有較好的英語能力以增加他們找到好工作的機會。
918日,蓋爾語或蘇格蘭語的使用者都不會拿到用他們語言寫成的選票。
「最煞有其事的理由就是,SNP[5]害怕雙語的選票可能會疏離那些原本會投下贊成票(支持獨立),但卻沒對蓋爾語沒那麼狂熱的中間選民,」Dunbar說。




[1] 譯註:魁北克流傳著「我牢記在心」的格言,意旨魁北克人記著自己是在法國傳統下出生、在英國傳統下長大的身分。
[2] 譯註:加拿大東北方的一個一級行政區,努納福特境內約有85%的人口屬於北極圈地區的原住民因紐特人,是個在原住民權利運動中產生的行政區。
[3] 譯註:蘇格蘭最大城與最大商港、大英聯合王國第三大城。
[4] 譯註:101號法案即魁北克在1977年通過的《法語憲章》,規範法語為唯一官方語言,保障人民使用法語工作、接受服務、教學等的權利。
[5] 譯註:蘇格蘭民族黨(Scottish National Party),蘇格蘭的左翼政黨,主要致力於蘇格蘭獨立運動。

2014年8月2日 星期六

[外電翻譯] 土耳其的語言問題(Turkey’s Language Problem)

原文來自於《RUDAW



你曾在週末去過伊斯坦堡享受景色與土耳其式的喜悅,但是卻與語言障礙奮鬥嗎?踏出市集,遠離聖索菲亞大教堂,你會看見一份土耳其近期量測英語能力研究的第一手證據。

超過95%的土耳其學生無法用英語回答問題,即便在教室中上過將近1,000小時的語言課程之後。那些數字是TEPAV(土耳其經濟政策研究基金會)和英國文化協會於三月發布報告中的重點。這份數據成為土耳其國內頭條,但並沒有驚訝到土耳其人。

Emre Caliskan,一位29歲的政治分析家,五年前從土耳其拿到大學學位。他現在位處倫敦,在這裡接受每日的英語測驗。

「我有兩個朋友在大學修英語課,但是考試沒有及格。我已經學了英語15年了,雖然我可以讀寫得非常好,但我沒辦法說得很好。這就是問題的所在;人們沒辦法談論日常事物。土耳其人面臨與土耳其以外的世界溝通的問題。」

有一些,60%的學生認為他們做得比他們實際上要好。60%的學生描述他們的英語知識是立即性的,但是能力卻比較低落。這可以幫助解釋為何當我在兩年前到訪伊斯坦堡時,很多人一開始同意用英語受訪,但是卻沒辦法親自溝通。

只要瞧瞧土耳其英語新聞網站的數目,以伊朗比較而言,當做低度發展英語媒體的證據,以及缺乏閱眾來消費的證據。

這是一個障礙,Caliskan說,對國家在巨大的野心方面有些嚴重。

「土耳其嘗試要成為區域性的參賽者,擴展其貿易關係,包含對東亞、中國和拉丁美洲,他們最大的挑戰就是英語。土耳其的人力資源並不符合他的野心。我認為這對中長期有巨大的影響。」

眾多明顯的原因之一就是觀光業。

Tarik Yildiz正逢25歲,並靠著講英語賺取生活所需。嚮導觀光客穿越Gobeklitepe,一個位於安納托利亞東南方山區的考古遺址,被認為是新石器時期的庇護所,Yildiz說,他不是在學校學到英語的。他從他的客戶身上學來。

我在學校學習英語有相同的麻煩。英語教學的方法不是目標導向的。我改進我的英語透過和觀光客以及Gobeklitepe的外國工作者練習。」

在觀光業之外,Caliskan說土耳其在世界的角色,以及年輕一代的未來重度仰賴於在國際市場中競爭的能力,而這些都起於語言技能,並且會照亮土耳其其他潛在的不足。

「這有個關於土耳其教育的問題出現不只是英語,還有其他科目。目前土耳其的教育系統無法和像印度這樣的國家競爭。印度和奈及利亞在第三部門的部分有穩固的關係,因為他們都說英語。土耳其沒辦法在沒有英語的情況下與社會整合。」

Caliskan甚至質疑是否在伴隨著技能與形象間的重大鴻溝下,土耳其已經準備好加入歐盟。

在什麼程度上,缺乏英語能力的土耳其可以被包含進歐盟系統?很多土耳其人遷徙到德國,並且選擇不講英語以求保護他們的國族身分,在1960年代的時候。土耳其有很長的路去填補鴻溝,以及需要更多投資加入教育系統。」

這不是一個新問題。三年前,一份相似的研究將土耳其列於44個國家中,英語能力指標的第43名。土耳其在像智利、沙烏地阿拉伯和印尼這樣的國家之後令人震驚的數字,對於一個作為世界第16大經濟體的國家而言。

Jason Price在安卡拉的英國文化協會主管英語課程,也是共同贊助這份研究的人。他說,即便土耳其的教育部正邁步重視這項議題,在土耳其人看見轉圜的餘地前仍有好幾年光景。

教育部正在聚集主要的股東,這些人被相信有能力提供資源找尋可能的解決方案。這可能會是相當長的過程,所以期望立即的成果是不切實際的。一但計畫已經制定並實施,我們將只可能開始看見正面的成果,在幾年下來。」

並不令人驚訝的是,很大部分的延宕來自於官僚體制。Price說對於需要改革這件事並無爭論,但是有爭議的是如何及誰來做。然而,他說,以更寬廣的程度來說,令人備感鼓勵的過程已經開始著手進行。

我們正在土耳其實質教改的期間中。在過去兩年來,義務教育的年限從八年增加到十二年。」

這是一個好的開始,Caliskan說,對於經濟體是立基於外銷的國家而言,土耳其還有很多不足要追上。

毫無置疑的,這樣的模式需要高階技術的商業專家,他們可以說好幾種語言。」


慢慢地、慢慢地,如果土耳其能夠走過這繁複的環節,並且開始培力公民以英語的流暢,他也許就能達成他的全球野心。

2014年6月16日 星期一

[外電翻譯] 英語後的印度?(India After English?)

原文來自於《The NewYork Review of Books



Narendra Modi及其保守派Bharatiya Janata黨在印度國家選舉獲勝後的這幾天,很多印度評論家已經感覺到印度政治的這個轉捩點。Modi掃蕩似命令下的批判意識,是一個對於印度國族主義不吉利的對手;他的支持者持續因為他過去在古吉拉特邦(Gujarat)創下的強健經濟紀錄而讓他獲選(他曾於20012014年期間擔任該邦的首相)。雖然有很少數的人認為這是Modi的政治崛起信號,但有一部分的投票者則是為了反對印度傳統的政治菁英。

Modi是自我要求完美的人;在他背後有一段幫助父親在鐵路站賣茶的童年,透過半工半讀才拿到的大學學位,以及在古吉拉特邦花了很多力氣才攀上國家政治的梯子。在談話中,他很少離開印地語(Hindi)和古吉拉特語(Gujarati);他的英語可以用,但是不太流利。在選舉期間,一個虛張聲勢的對手──Mani Shankar Aiyar──國大黨的忠實信徒,說得一口上流社會口音、精練的英語,無視身為茶匠(chaiwallah)的Modi。但是當Modi成為首相時,是Aiyar丟掉了他的國會席次。

AiyarModi的蔑視有一部分是印度權貴的態度:只有沒受什麼教育的,或是頭腦簡單(provincial-minded),或是那些來自下層階級的人才會比較喜歡說印度語言,而非英語。但是Modi的勝利已經挾帶著一股印度區域語言的信心而來──是一股已經在不只是政治圈,也在印度媒體業發生的劇烈轉變。

在幾十年以來,英語媒體的崛起被假定為是印度穩定提升識字率的自然結果,在其中還有中產階級快速成長的意義,已經達到了超過二億人口。在1990年,印度有209家英語報紙;二十年後,數量來到了將近七倍,1,406家。《每日野獸》(The Daily Beast)的Tina Brown2009年告訴哥倫比亞新聞所的學生說,「如果我還年輕,我會去印度。」

再更最近一點,雖然印度的主要報社已經朝著不同的方向擴展。2012年,《印度時報》(The Times of India)的發行人Bennett Coleman,也是世界最大的英語報紙,開始辦起一家孟加拉語報,為較老的印地語和馬拉地語(Marathi)報注進新血。去年十月,《印度報》(The Hindu)的發行人,一家135年歷史的老鷹語報,發行了一個泰米爾語(Tamil)的版本。另外一家主導的英語日報,《印度斯坦時報》(The Hindustan Times),擴編人力和預算在他的印地語姐妹報上。剛過的這個冬天,在大選前幾個月,《印度時報》發行了NavGujarat Samay,給Modi家鄉的古吉拉特語報。

在幾乎每一個案例中,這些新媒體的發行人都企圖要變得比現行的方言媒體更加複雜。編者被要求博取年輕人和中產階級的目光,透過科技、世界新聞、商業的頭版,因此,舉例來說,烏克蘭革命或是新的iPhone發表,會以與英語媒體相同嚴肅的展示手法來呈現。比較少黨派色彩、風格也沒那麼八卦小報。這些報紙正在尋覓多樣的讀者群:年輕人買他們的第一份報紙,老人在先前從來沒有成為過報紙的目標眾,家庭裡第一個讀者,以及購買泰米爾語版印度時報,或是Bennett Coleman孟加拉語報的都市訂閱戶,在他們習慣的英語媒體之外。

十年前,或是更久以前,英語媒體曾藐視印度語言的讀者,他們假設等到數以百萬的印度人都開始識字後,他們就會自動成為英語媒體的讀者。但是穩定上升的識字率──200164.8%201173%──已經有了無可預期的結果。新中產階級持續出現在較小的城鎮,並且比較喜歡閱讀自己區域的語言,而不是英語。同時,主流媒體已經發現英語的閱眾數正在下跌,或是停滯,英語報的廣告率沒辦法更高。伴隨著非菁英背景的政治家出現,以及區域和國家層級的政治逐漸重要,這些發展開始挑戰認為英語無疑是印度公共生活媒介的假設。藉由給予區域語言更多能量,Bennett Coleman的行政總裁Ravi Dhariwal說,「我們已經適應了我們國家正在改變的方式。」

英語被英國帶到印度──他們船艦上看不見的貨櫃──並且事後,持久性似乎很明顯。1947年印度創立的時候,印度是有超過1,500種語言的家園,急需一個共享的官方語言。印度的第一任首相Jawaharlal Nehru開始希望這樣的連結要是印度斯坦語,一個印地語和烏爾都語(Urdu)的混種。但是南方印度州的人講另外一支不同語族的語言,因此反抗,最後,國家改用英語。曾於哈羅與建橋讀書的Nehru,並不否認:英語是科學和進步的語言;沒有英語,他想,會有「變成在我們自己印度小世界自滿」的風險。

一但英語被與國家機器的力量綁在一起,副作用就是可以預期的。英語教育變得對於任何想要在社會中進步的人很重要,「知不知道英語的種姓制度」(English-knowing caste)很快就會主導消費經濟。廣告商會對於印度閱讀其他語言的人興趣缺缺,估計著他們沒有什麼錢消費,以及媒體感受到沒錢可賺,拒絕印度語的報紙。印地語報紙印度斯坦被以樂透報認知著,因為只有樂透公司在這些報紙買廣告。持續一段時間,Bennett Coleman開始用印度時報的英語頭版取代印地語日報Navbharat時報的背頁。如同印地語讀者被告知應該要讀英語報才對。

當然,永遠有讀者比較喜歡印度語言──數以百萬計。怎麼可能沒有?幾乎每一個政府立的學校仍然會使用這些語言的其中之一作為教學媒介,只有一些私人學校用英語教學,六億八千三百萬的印度人中,有將近三億在1981年是識字的,其中大部分讀當地語言。然而,很少人被認為夠有錢去創建一個自己的主流媒體。

1990年代早期,印度開始自由化國營經濟體,經過接下來十年的進展,很大數量的印度人被從貧窮中拉拔起來。印度鄉村和都市的人口分野並沒有很精準地與英語及印度與讀者間的分野契合到,因為城市充滿了很多讀不懂英語的人。這在2009年前具有啟示意義,鄉村印度人花錢花得比都市印度人快──不只花在食物上,也花在電視上、機車上、手機上。觸及到這些新消費者最好的方法就是透過印度語媒體。「稍早,7580%的廣告金被投注進英語媒體,」Dhariwal告訴我。「現在差不多下降到50%,現在進一步朝區域語言擺盪。」(事實上,2012年以前,根據KPMG印度分析,這樣的分裂已經接近4060,傾向區域語言媒體這一邊)

甚至最近印度識字率的衝高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於城市以外。2001年到2011年期間,都市識字率上升了4.2%9.1%的將近一半是在鄉村地區發生。此外,相反於19801990年代的預期,識字率的提升語英語使用上升兜不起來。一份2005年的調查發現,只有3.8%的印度人,介在1865歲之間,可以用流利英語對話;其他16.2%用不特定、破碎的方式說英語。

這還不表示英語作為國家菁英語言的地位被威脅。英語的理想層面仍然在印度,人們仍然覺得如果你會英語,你人生的路就鋪好了,」新德里媒體研究中心的教授P.N. Vasanti說。但是我想這樣的迷思已經被打破,大家不再認為只有英語,指要英語就能許你一個有保證的未來。隨著Modi的崛起愈來愈清晰,這樣的轉變也在印度政治階級烙下印記。1990年代開始,來自國會外面的首相上台,他們說比較好的印地語或卡那達語(Kannada),甚過英語。「有在地領導人,像是Mulayam Singh YadavLaloo Prasad Yadav這樣的國家首相,藉由只說他們會的語言當選──印地語。」曾任印地語日報印度斯坦的編輯Mrinal Pande說,她很驚訝其他人對這一波事件很驚訝。任何人都可以看見這些人──MulayamLaloo──是未來的領導人。這顯示了我們如何如此曲折地得到我們自己的民主。

報紙也一樣,她說。Pande曾旅行整個比哈爾邦(Bihar),並發現人們對新聞有所渴望,但是很少報紙能觸及他們。2010年,比哈爾邦鄉下有將近六成的識字率,然而只有4%的家庭花錢在報紙上。「那裡可能有一些當地的雜耍報,也許,且在更大的印地語地區中,可能十二個人共享一份翻印的報紙。」現在,每一家都可以負擔、想要一份報紙給自己。「所以每一份報紙想要壯大自己的,都要去這些區域──就如同政客們要做的。」

Modi,的確主導了這個國家的報紙,沒有一個其他的領導人在最近的選舉做到;他的黨也能藉由自己在國會中穩固多數席次,這是自1984年以來的第一次。這可能也是印度政治中的突出時刻。我們可以解讀這些不同的現像──印度的新中產階級,國家層級的黨崛起,以及他們萌發了在聯邦聯合政府中的影響力,印度語言媒體的快速興起──一個區域身分認同的持續強化。未來的首相也許要努力去得到鄉村對Moli的這種有力支持,那種Moli有辦法得到的。但是Moli不會是最後一任講印度語言比講英語輕鬆的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