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Narendra Modi及其保守派Bharatiya Janata黨在印度國家選舉獲勝後的這幾天，很多印度評論家已經感覺到印度政治的這個轉捩點。Modi掃蕩似命令下的批判意識，是一個對於印度國族主義不吉利的對手；他的支持者持續因為他過去在古吉拉特邦（Gujarat）創下的強健經濟紀錄而讓他獲選（他曾於2001到2014年期間擔任該邦的首相）。雖然有很少數的人認為這是Modi的政治崛起信號，但有一部分的投票者則是為了反對印度傳統的政治菁英。
Modi是自我要求完美的人；在他背後有一段幫助父親在鐵路站賣茶的童年，透過半工半讀才拿到的大學學位，以及在古吉拉特邦花了很多力氣才攀上國家政治的梯子。在談話中，他很少離開印地語（Hindi）和古吉拉特語（Gujarati）；他的英語可以用，但是不太流利。在選舉期間，一個虛張聲勢的對手──Mani Shankar Aiyar──國大黨的忠實信徒，說得一口上流社會口音、精練的英語，無視身為茶匠（chaiwallah）的Modi。但是當Modi成為首相時，是Aiyar丟掉了他的國會席次。
Aiyar對Modi的蔑視有一部分是印度權貴的態度：只有沒受什麼教育的，或是頭腦簡單（provincial-minded），或是那些來自下層階級的人才會比較喜歡說印度語言，而非英語。但是Modi的勝利已經挾帶著一股印度區域語言的信心而來──是一股已經在不只是政治圈，也在印度媒體業發生的劇烈轉變。
在幾十年以來，英語媒體的崛起被假定為是印度穩定提升識字率的自然結果，在其中還有中產階級快速成長的意義，已經達到了超過二億人口。在1990年，印度有209家英語報紙；二十年後，數量來到了將近七倍，1,406家。《每日野獸》（The Daily Beast）的Tina Brown在2009年告訴哥倫比亞新聞所的學生說，「如果我還年輕，我會去印度。」
再更最近一點，雖然印度的主要報社已經朝著不同的方向擴展。2012年，《印度時報》（The Times of India）的發行人Bennett Coleman，也是世界最大的英語報紙，開始辦起一家孟加拉語報，為較老的印地語和馬拉地語（Marathi）報注進新血。去年十月，《印度報》（The Hindu）的發行人，一家135年歷史的老鷹語報，發行了一個泰米爾語（Tamil）的版本。另外一家主導的英語日報，《印度斯坦時報》（The Hindustan Times），擴編人力和預算在他的印地語姐妹報上。剛過的這個冬天，在大選前幾個月，《印度時報》發行了NavGujarat Samay，給Modi家鄉的古吉拉特語報。
在幾乎每一個案例中，這些新媒體的發行人都企圖要變得比現行的方言媒體更加複雜。編者被要求博取年輕人和中產階級的目光，透過科技、世界新聞、商業的頭版，因此，舉例來說，烏克蘭革命或是新的iPhone發表，會以與英語媒體相同嚴肅的展示手法來呈現。比較少黨派色彩、風格也沒那麼八卦小報。這些報紙正在尋覓多樣的讀者群：年輕人買他們的第一份報紙，老人在先前從來沒有成為過報紙的目標眾，家庭裡第一個讀者，以及購買泰米爾語版印度時報，或是Bennett Coleman孟加拉語報的都市訂閱戶，在他們習慣的英語媒體之外。
十年前，或是更久以前，英語媒體曾藐視印度語言的讀者，他們假設等到數以百萬的印度人都開始識字後，他們就會自動成為英語媒體的讀者。但是穩定上升的識字率──從2001年64.8%到2011年73%──已經有了無可預期的結果。新中產階級持續出現在較小的城鎮，並且比較喜歡閱讀自己區域的語言，而不是英語。同時，主流媒體已經發現英語的閱眾數正在下跌，或是停滯，英語報的廣告率沒辦法更高。伴隨著非菁英背景的政治家出現，以及區域和國家層級的政治逐漸重要，這些發展開始挑戰認為英語無疑是印度公共生活媒介的假設。藉由給予區域語言更多能量，Bennett Coleman的行政總裁Ravi Dhariwal說，「我們已經適應了我們國家正在改變的方式。」
英語被英國帶到印度──他們船艦上看不見的貨櫃──並且事後，持久性似乎很明顯。1947年印度創立的時候，印度是有超過1,500種語言的家園，急需一個共享的官方語言。印度的第一任首相Jawaharlal Nehru開始希望這樣的連結要是印度斯坦語，一個印地語和烏爾都語（Urdu）的混種。但是南方印度州的人講另外一支不同語族的語言，因此反抗，最後，國家改用英語。曾於哈羅與建橋讀書的Nehru，並不否認：英語是科學和進步的語言；沒有英語，他想，會有「變成在我們自己印度小世界自滿」的風險。
一但英語被與國家機器的力量綁在一起，副作用就是可以預期的。英語教育變得對於任何想要在社會中進步的人很重要，「知不知道英語的種姓制度」（English-knowing caste）很快就會主導消費經濟。廣告商會對於印度閱讀其他語言的人興趣缺缺，估計著他們沒有什麼錢消費，以及媒體感受到沒錢可賺，拒絕印度語的報紙。印地語報紙印度斯坦被以樂透報認知著，因為只有樂透公司在這些報紙買廣告。持續一段時間，Bennett Coleman開始用印度時報的英語頭版取代印地語日報Navbharat時報的背頁。如同印地語讀者被告知應該要讀英語報才對。
當然，永遠有讀者比較喜歡印度語言──數以百萬計。怎麼可能沒有？幾乎每一個政府立的學校仍然會使用這些語言的其中之一作為教學媒介，只有一些私人學校用英語教學，六億八千三百萬的印度人中，有將近三億在1981年是識字的，其中大部分讀當地語言。然而，很少人被認為夠有錢去創建一個自己的主流媒體。
1990年代早期，印度開始自由化國營經濟體，經過接下來十年的進展，很大數量的印度人被從貧窮中拉拔起來。印度鄉村和都市的人口分野並沒有很精準地與英語及印度與讀者間的分野契合到，因為城市充滿了很多讀不懂英語的人。這在2009年前具有啟示意義，鄉村印度人花錢花得比都市印度人快──不只花在食物上，也花在電視上、機車上、手機上。觸及到這些新消費者最好的方法就是透過印度語媒體。「稍早，75或80%的廣告金被投注進英語媒體，」Dhariwal告訴我。「現在差不多下降到50%，現在進一步朝區域語言擺盪。」（事實上，2012年以前，根據KPMG印度分析，這樣的分裂已經接近40比60，傾向區域語言媒體這一邊）
甚至最近印度識字率的衝高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於城市以外。2001年到2011年期間，都市識字率上升了4.2%，9.1%的將近一半是在鄉村地區發生。此外，相反於1980和1990年代的預期，識字率的提升語英語使用上升兜不起來。一份2005年的調查發現，只有3.8%的印度人，介在18到65歲之間，可以用流利英語對話；其他16.2%用不特定、破碎的方式說英語。
這還不表示英語作為國家菁英語言的地位被威脅。「英語的理想層面仍然在印度，人們仍然覺得如果你會英語，你人生的路就鋪好了，」新德里媒體研究中心的教授P.N. Vasanti說。「但是我想這樣的迷思已經被打破，大家不再認為只有英語，指要英語就能許你一個有保證的未來。」隨著Modi的崛起愈來愈清晰，這樣的轉變也在印度政治階級烙下印記。1990年代開始，來自國會外面的首相上台，他們說比較好的印地語或卡那達語（Kannada），甚過英語。「有在地領導人，像是Mulayam Singh Yadav和Laloo Prasad Yadav這樣的國家首相，藉由只說他們會的語言當選──印地語。」曾任印地語日報印度斯坦的編輯Mrinal Pande說，她很驚訝其他人對這一波事件很驚訝。「任何人都可以看見這些人──Mulayam、Laloo──是未來的領導人。這顯示了我們如何如此曲折地得到我們自己的民主。」
報紙也一樣，她說。Pande曾旅行整個比哈爾邦（Bihar），並發現人們對新聞有所渴望，但是很少報紙能觸及他們。2010年，比哈爾邦鄉下有將近六成的識字率，然而只有4%的家庭花錢在報紙上。「那裡可能有一些當地的雜耍報，也許，且在更大的印地語地區中，可能十二個人共享一份翻印的報紙。」現在，每一家都可以負擔、想要一份報紙給自己。「所以每一份報紙想要壯大自己的，都要去這些區域──就如同政客們要做的。」
Modi，的確主導了這個國家的報紙，沒有一個其他的領導人在最近的選舉做到；他的黨也能藉由自己在國會中穩固多數席次，這是自1984年以來的第一次。這可能也是印度政治中的突出時刻。我們可以解讀這些不同的現像──印度的新中產階級，國家層級的黨崛起，以及他們萌發了在聯邦聯合政府中的影響力，印度語言媒體的快速興起──一個區域身分認同的持續強化。未來的首相也許要努力去得到鄉村對Moli的這種有力支持，那種Moli有辦法得到的。但是Moli不會是最後一任講印度語言比講英語輕鬆的首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