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會什麼語言？」看了一下問卷，勾了「中文」、「英文」和「法文」，接著就問你「熟練度」，譬如「精熟」、「尚可」和「略懂」。這是不知道做過多少次的問卷內容，就連一些語言學者都用這種方式來做量化研究，有時候會依此算出一些語言能力和身分認同的相關係數，然後下結論：「台語能力與台灣人認同沒有相關。」如果你跟我一樣說不出哪裡怪，那麼我推薦Jan Blommaert的說法。
Jan Blommaert是一位比利時社會語言學家，或說語言人類學家，特別擅長於語言議題的全球化理論建構，他在2010年出版的《全球化的社會語言學》（The Sociolinguistics of
Globalization）中，談到「語言技能」（repertoire）。他說，語言技能的不同元素會看似為一個相對「扁平」的語言、語言變體、溝通技巧「並置」，好像一個語言拼盤一樣，如同當某人說他會英語、法語和荷蘭語，你的腦中就呈現一盤沙拉，有一塊大火腿上寫「英語」、有一片萵苣上寫「法語」，另外有一個切半的水煮蛋上寫「荷蘭語」，依照大小，這個拼盤表示著那個人的法語最強、荷蘭語最弱。這樣的「扁平並置」，Blommaert認為，會隱藏了實際語言資源間極端的差異，而被隱匿的差異其實相當重要，因為他們界定人們何時使用特定資源，以及他們如何使用這些語言。也就是說，只給你看一盤沙拉，你無從得知為什麼那裡會有一顆水煮蛋，水煮蛋什麼時候會夾在萵苣裡吃。
Blommaert特別強調，不同語言資源間的區別，能夠呈現該語言資源成為個人語言技能的軌跡，也就是這些他所謂的「社會語言學歷史」。他認為，「共時化」（synchronization）是語言技能讓他們自己被視察的方式，也就是不同語言資源被擺放在同個時空脈絡下，但本質上他們卻非共時，尤其是在我前面所提到的那種問卷中，這種現象特別明顯。Blommaert說，在社會語言學論述中，我們總是持續共時化一些事實上是多線的真實，他們其實是多重且非常不同的引線，引出人們的生命，以及他們所居的社會歷史。
基於這個說法，我便想陳述自身的社會語言史。我的母親是苗栗客家人、父親是外省第二代，外公、外婆說的是「大埔腔」客語，爺爺、奶奶說國語。從小我便在全國語的情況下長大，大約在小學一年級時，媽媽因為周遭鄰居都開始把小孩送往英語補習班而感到慌張，於是也把我送往了英語補習班，我還記得名稱叫做「加爾頓」，回溯過去，那時大約是2000年過後，亞洲金融危機剛過沒幾年，整個東亞陷入英語教育的大刀闊斧，英語在治理上開始成為國家能否進入全球經濟市場的關鍵，我大概就是第一批英語補習熱的孩子。後來中間停了一陣子，才換到了「何嘉仁美語」，我最後有印象、教我最久的外師是一個華裔加拿大人，「何嘉仁」使用「自然發音法」，導致我後來許多英語單字是嚴重的發音錯誤，譬如oo念[u]，因此我會把blood（血液）念成[blud]。
媽媽並沒有教我客語，這是台灣社會語言學研究中典型的現象，就是無論爸爸或媽媽是客家人，通婚對象是外省第二代、閩南人或原住民，很大比例的客家人不會教小孩客語。我是陳水扁執政「鄉土語言教材」的第一屆（或第二屆），我還記得我拿著貼著回條的聯絡簿，問媽媽說我是不是要選「客語」？媽媽叫我勾「閩南語」，那時她說「閩南語」在社會上比較有用、比較多人講，我那時也滿開心的，因為選客語的人要被抽出來到另外一個教室上課，而我比較喜歡跟大家一起上課。
這邊要岔出來說一下，我的閩南語是看民視八點檔學的，因為我是一個重度電視兒童，並且尤其喜歡看連續劇，我第一齣看的是《飛龍在天》，恰巧裡頭的主角現實生活中根本不會講閩南語，台詞是硬背的，所以我的閩南語發音是「賈靜雯」教的，基本上，嗯，不太「標準」，尤其是腔調和濁音、尾音的部分。我還記得閩南語課本第一課是「無魚蝦嘛好」。
我的英文學習能力很強，除了發音因為自然發音所以很多錯誤外（英語有一半以上的字是外來語，自然發音無法預測），我對文法或單字的拆解格外地強，因此國中三年的英語幾乎是躺著過，我還會自己編講義給同學，甚至「指正」英語老師教錯（現在想起來實在是不太好），其實一直到高中，對我的社交圈而言，可以說英語提供了很大的社會資本，因為我擅於用邏輯的方式（結構語言學）解題，所以同學喜歡問我英文，那常常比老師回答「美國人就這樣說」來得有用，我還在高中加入了英語會話社，一路成為在台上的教學，在那之前我也不怕公開講英文。
進入英語會話社後，我開始發現我的腔調既不美、也不英，發音好像也有些怪，比起那些台北市長大的小孩（不知道是不是有家教），我的英語似乎多了些「台味」，但也不至於電視上模仿的台式英語那種程度就是，在台灣對口音有強烈意識形態下，我漸漸不太敢開口說英語。最劇烈的打擊，是某次我在台上教學弟各種領域的單字時，連續把blood等字發音發錯，某位在台下看書的同屆同學直接對在台上的我說「你發音發得那麼爛，怎麼還敢在上面教啊？」雖然他私底下本來就常常向我炫耀他唱英語歌時的「洋腔」，但配合了當下的地理空間脈絡，自此我再也不敢在台灣人面前講英語，我寧可在非得用英語時，選擇用拼的方式說出來。
高中時，我基於興趣而在「夏朵英語」補習，夏朵的教學中有不少語音學和構詞學原理，這讓我開始對語言學產生興趣，英語對我而言開始轉而成為一種驗證語言是否有系統邏輯的實驗品，為了更理解英語，我在升大學的暑假買了法語學習書，在那之前是因為讀了《布萊森的英語簡史》這本書，得知英語有大量來自法語的詞彙，才想透過學習法語更瞭解英語，當然裡頭還有一些台灣人對法國的典型浪漫想像，我還記得我在台大外文系的口試時說，我想要學法語，因為那會讓我變得很浪漫（現在想起來快笑死），還有一部分原因是我對英語產生極大的厭惡感，我現在還不能確定為什麼，除了不愉快的語言歧視外，那年暑假到美國遊玩時，因為膚色（或被誤以為是中國人）而遭到的言語歧視，讓我連帶地對美國人所使用的語言感到負面觀感，「英語霸權」從那時候開始浮現在我腦中。
大一時，我便選修了法語，並且取了一個和我英文名字Alan雷同的法文名字Alain，至此我在各種媒介上，都寫我自己為Alain Wan，而不是Alan Wan，因為我想用法文對英文賭一口氣（現在想起來真幼稚，但也懶得改回去了）。修了一年法文後，因為時間因素暫時緩了下來。到了大三，因為想要修一門精神分析的課，但因老師留法，那門課擋修法文二，所以決定繼續修一年的法文二，同時在我參加「客家青年編劇班」後，加上地理學背景促使我對媽媽家鄉的關懷與加強的地方感，我的客家認同愈來愈強，於是我到中文系選修了客語，雖然老師教的是「四縣腔」，導致我現在說的和外婆說的不一樣，基本上很多字句無法相互理解。
因為法文二老師的教學風格，我開始對法文產生疲憊感，放棄繼續修習法文三。同時，太陽花學運後強化的台灣人認同，讓我在日常生活中開始喜歡把閩南語穿插著講，同時也受到我的閩南語腔具搞笑效果所影響，也在看完客家電視劇《在河左岸》後，不時地會用客語去回應別人的話。
大四上，因為看了《來自星星的你》，加上在那之前去韓國的良好印象，以及韓國愈來愈重要的文化政治角色，我選修了韓語；同時也因為學術興趣，希望對東南亞有更多認識，選擇不用學習新文字，並且似乎有法國殖民色彩的國家──越南──的語言，因為我以為會了法文後，學習越南語會有幫助。
我很難去描述每個語言的熟練程度，因為使用場域不同、慣用內容也不同，寫到這邊我更能理解Blommaert的意思，那些看似扁平而並置的語言拼盤，其實背後有一段難以被共時化的社會語言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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