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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語符號成為大眾消費社會中的主導語言。 |
「快去念英文！」從小聽到大的諄諄教誨大概有泰半是爸媽、老師在告訴我們英文有多重要的，以我過去短暫在國中補習班輔導學生英文的一年半之間，「我會講中文就好，為什麼要學英文？」之類的抱怨聽過不下百次，全民瘋英文的熱潮也讓全美語幼稚園如雨後春筍般地林立，只不過這是場「人造雨」，而且那個人還是美國人。
語言帝國主義 含著淚也要說「國語」
殖民主義這個概念大抵在高中歷史課都接觸過，臺灣人的語言之路一直都走得不太順遂，日本統治時期是臺灣島第一次大規模的「國語運動」[1]，1937年4月總督府在中日戰爭前夕，廢止了漢文報章雜誌，在各地設立各式國語講習機構，取消公學校（本島人念的學校）的漢文課，強迫年老民眾學習日語，並公布「國語家庭認定規程」，只要你家門口掛著寫有「國語家庭」的木牌子，你家拿的物資配給直接等同於日本人，這樣的高壓手段被語言學家稱作「語言謀殺」（language murder），開始出現大批不會講母語的國語家庭子弟，但這些人反而較有機會進入日本的貴族教育體系，這個時候「會講日本語的人，就代表高階級」。
二次世界大戰後，國民黨政府來臺，眼見臺灣人操著一口流利的日本語，心裡很不是滋味，畢竟中日在中國大陸有很大的過節，國民政府氣地直說臺灣人都被「奴化」了，這個變化可說劇烈了，幾年前才成為日本總督府認定國語家庭的人，才喜孜孜自己變成貴族，想不到風雲變色後，自己就成了「倭奴」，為了消除日語在日常生活中的影響力，國民政府大力推行「說國語運動」[2]，是臺灣島第二次的國語運動，這個時候並未禁止「方言」[3]的使用，不料日語褪去後，反倒是閩南話、客家話浮上了檯面，這本來也是件還好的事情，但是由於國民政府撤退來臺，臺灣作為反共的基地，語言自然是愈一致愈好掌握，因此1951年7月10日教育廳令各級學校應以國語教學，嚴禁方言，教師和學生之間談話都必須用國語，到了1975年更是沒收了以羅馬文字寫成的閩南話聖經，在校園中若說方言，甚至還會被以掛狗牌的方式羞辱，造成嚴重的語族仇恨，透過大眾傳媒、教育、娛樂這種「語言神經毒氣」，本土方言被殺個慘蕩蕩，即便解除戒嚴後，仍然難以回復至原有的語言使用規模。
日本總督府的國語運動與帝國主義脫不了干系，而由於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後，並未大幅任用台人為官，也被部分人士諷刺是帝國統治方式，臺灣前兩次經歷的國語運動都是相當血淋淋的殖民／帝國主義下的產物。不過，正所謂風水輪流轉，自從二十世紀開始，美國躍升至全球權力關係下的主導地位，配合十九世紀時，英國女王的日不落帝國盛況，英語成為全球經貿、科技、政治架構下的核心語言，英語語言符號進入各國的符號系統中，大肆摧殘原有的本土語言生態，英語從十九世紀時的「帝國主義語言」（an imperialist language）轉而成為二十世紀以降的「全球語」（global language），為了符合國際化的趨勢，各國政府紛紛致定英語教育政策，使得這個語言的支配性與霸權地位無可動搖，語言學界曾試圖研發出一套人工語言，以取代英語的霸權地位成為國際語，但終究在自然語言面前敗下陣來，自詡相當國際化的臺灣，自然也加入的英語帝國的體系中，展開我所稱的第三次「國語運動」，這裡的「國語」，指的就是「英語帝國」的官方語言，它打敗了國民政府一直以來力倡的北京話。
英語的社會功能 要翻身就靠它了
做為承載著美國老大哥權威的語言，英語一直被視為一種手段或工具，而不是溝通用的符號，看在語言學家眼裡實在是心在淌血，語言學重視語言多樣性就如同生物學重視物種多樣性一樣，每一個語言除了是族群的身分之外，還記錄著某個地域中的文化變遷，舉個例子，客家話稱舌頭為「舌嫲」，由於漢語體系中並無對物品賦予性別的特徵，我們便可從這類客語詞彙中發現，過去客家人曾與中國少數民族的交流，因為他們的語言的確會賦予舌頭女性意象。丹麥語言學家Robert Phillipson率先在他的書《語言帝國主義》中，批評英語系國家藉由援助開發中國家的語言教學計畫為手段，不斷輸出英語國家的意識形態，他並借用傅柯（Foucault）與安德生（Anderson）的概念，認為英語社群是被想像建構而成，英語的優勢性不過是在眾多爭取主導權的語言中，被不斷強調其重要性而想像建構出來的罷了。
這件事情其實很可怕，你想想，當其他國家的小孩子在他的青春年華時，於書桌前埋頭苦讀這些陌生的拼音文字時，英語系國家出生的小孩卻可以少花這些心思擔心自己不會說「國語」，長大了之後還可以指著別的國家批評，「這裡真是個英語不友善的國家」，母語是越南語的小孩，卻不能因為美國人不講越南語，而登報批評「美國真是個越南語不友善的國家」，簡直是從出生開始就注定兩個國家的人民彼此間是有優劣之分的，很難讓人不去生氣美國人有關於人人平等的滿口仁義道德。看看新加坡吧，明明知道繼續將英語列為官方語言會被後殖民主義[4]所說的那種尷尬身分給綁住，但是還是只能「痛下殺手」，不斷跟人民強調英語只是跟西方世界溝通的媒介，可以促進星國邁向現代化，同時不斷倡導儒家文化的倫理觀，使得最後多語社會為主的新加坡，個人的社經地位相當大成分取決於英語能力強弱，也使得人民對於語言與國家的認同產生混淆。
對外拓展市場的美國資本主義，將英語本身給商品化，挾帶著簡單的語言符號進入各個國家，造成全球化下的大眾消費文化，好像非得使用英語一樣，英語竟成了消費社會的語言，我曾到號稱台灣年輕人流行場域的東區做過調查，整條忠孝東路四段的大馬路上，商業招牌中高達58.2%的比例都有使用英語符號，單純使用英語的招牌也有18.1%，這對於一個語族單一的國家而言，是非常驚悚的事情，這件事當然不只發生在臺灣，韓國、日本、中國都有學者做過調查，得到的商家回應都是為了讓自己的店看起來更奢華、年輕、現代感，招牌有沒有人看得懂已經不那麼重要了。
「一個匈牙利的家務移工，在接受兩位加拿大學者訪談時，這樣描述她的加拿大雇主：『他們覺得你就像你的英文一樣笨！』(England and Stiell 1997)。英文能力在此具現了第一世界雇主對第三世界女傭在經濟與象徵層面的雙重支配。相反的，我在台北遇到的一位菲律賓家務移工，用很不一樣的方式來描述她的台灣雇主：『他們比我有錢，但我的英文比他們好！』」（藍佩嘉，2009）
藍佩嘉發現菲籍幫傭能夠操弄著殖民者的語言工具（英語），在不危及他們工作的前提下削弱或挑戰台灣雇主的權威[6]。這樣的能力能「幫助他們協商工作內容，或是減少工作量；也增加他們跟雇主溝通時的籌碼，例如刻意使用較艱深的辭彙，或是糾正雇主的文法或發音錯誤」，雖然這樣的做法可能會使得他們網後在國際勞動市場上，被較順從的勞動者給取代，但是仍然顯現了英語已經成為一種獲得上層階級權力的一種工具，他不是只是語言那麼簡單而已。
英語之爭！ 要麵包還是要愛情？
德國語言協會（VereinDeutsche Sprache）基於捍衛德國語文的立場，批判德語字典編入太多英語字彙，還頒給在第26版新收錄許多英語字彙的「都登」（Duden）字典「糟蹋語文獎」，以示抗議；並批評德國財政部長蕭伯樂在歐盟的會議中常常直接用英語發言，而不透過翻譯[7]。因為語言實在與國族認同太有關係了，如果一個國家的官方語言並非英語，而其領導人卻在英語系國家領導人前改口說英語，在國際關係上常會被認為矮人一截，因此即便領袖能說一口好英語，也要再額外多找一個翻譯來中介，而不會被批評是多此一舉。
前些日子臺灣教育部乾脆禁止六歲以下學童補習英語[8]，但是如果是用歌唱學習倒是可以，家長罵翻天了，不要孩子輸在起跑點呀！會英語才能往上爬，才有麵包可以吃呢，但是反而學者拍案叫絕，甚至建議小學三年級以前都不應補美語，以免連中文都學不好。這種來自對於母語之愛的出發點，恐怕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不過根據英語教學學者研究[9]，幼年的英語教學因為教師往往會禁止課堂上說中文，讓學童產生對於英語的排斥感，反而使中文成為學童間偷偷使用的語言，進而成為象徵友誼的符碼，只不過教師在設計教材時，常隱含了文化的意識形態，而不自覺。也許這麼早學英文，雖然可能比較能學得好，但是孩子可能對這塊大麵包會不太領情。不過當然這件事沒那麼簡單，2001年2月27日《中國時報》報導，當時的台北市長馬英九不滿一年來到台北市的觀光客只有250萬人次，把責任推給了雙語環境，要求台北市要有一所小學、一所醫院、一處地政事務所辦理全面雙語，以吸引觀光客，果然，我們這些「第三世界」的國家，被壓著去啃麵包。
身處在這個英語帝國主義的時代，越來越難追尋對於己身認同的堅持，愈來愈多語言學家發現臺灣的中文句法開始出現英語化的傾向，其中對此現象不滿者最知名的大概就屬余光中老先生，外文系畢業的他大概最瞭解在這兩個語言之間擺盪的痛苦，議題爭辯到最核心之處，往往就成了哲學大哉問，是麵包重要還是愛情重要呢？也許我們在這洪流之中，很難自己去做這個決定，只能姑且用英語世界最經典的聖經句型高呼一句，大英語帝國來臨，「會國語的有福了！」
[3] 方言（dialect）在語言學上並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這個用語較屬於政治用語，國境內非屬於官方語言的其他語言，都一律被政府貶為方言，否則學理上，北京話、閩南話、客家話間彼此為方言關係，沒有高低層次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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